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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4 23:05 来源:中国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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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加强纪律教育,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红脸出汗”“咬耳扯袖”成为常态,体现对干部的严管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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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联动形成推进妇联改革的良好局面。为进一步提升泉州青年志愿服务广度、深度和专业素养,为志愿服务创造良好平台,当天,团泉州市委还举办了“志愿中国”信息系统培训会,并联合清源山风景区管委会等、泉州动车站等单位联合成立了4个“青年志愿服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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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位优秀女企业家与大家分享了企业如何带领妇女群众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和事迹。

  为进一步提升泉州青年志愿服务广度、深度和专业素养,为志愿服务创造良好平台,当天,团泉州市委还举办了“志愿中国”信息系统培训会,并联合清源山风景区管委会等、泉州动车站等单位联合成立了4个“青年志愿服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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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莎·梅的“新药方”与英国的“社会病”

2018-11-14 07:04:32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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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英国问题家庭的滋生的根本原因,并成为导致犯罪、恐怖、极端化等问题的社会根源。
党组中心组已经进行了认真学习,林军同志提出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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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伦敦地标“大本钟”(图源:视觉中国)

近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任命杰姬·多伊尔-普赖斯为“预防自杀(国务)大臣”。无独有偶,2018年年初,梅首相还任命了一位“孤独大臣”,专门处理因英国社会中越来越多人觉得孤独和寂寞进而引发的各种问题。这表明,包括心理健康在内的社会问题不断累积,已成为英国保守党政府国内治理的重点与难题。

多伊尔-普莱斯的职务,准确地说是英国首位专管预防自杀的副部级官员,即国务大臣,这在全球也是首例。而设立这一新职务的直接原因,源于英国社会中严重的自杀问题。据新华网报道称,仅英格兰,每年就大约有4500人自杀,自杀已经成为45岁以下英国男性公民头号杀手。而早在2015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项研究就显示,英国的精神疾病男性患者死于自杀的人数10间增长约30%,45-54岁患者的自杀人数甚至增加了73%。梅政府称,增设预防自杀大臣旨在减少自杀人数,并承诺将拨款180万英镑(约合1639万元人民币)给慈善团体萨玛利亚会,以支持其在今后的四年设立免费的心理咨询热线。英国政府还将此项工作的重点指向中小学,通过提供培训与师资,引入心理健康支援小组,帮助学生检查心理健康状况等措施,支持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

根据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酗酒、失业、孤独和债务问题都增加了英国男性自杀的风险。而英国红十字会统计则称,在全英6560万人口当中,有超过900万人表示,他们经常或一直处于孤独和寂寞之中,其人群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75岁以上的英国老年人中有一半独自生活,10-15岁的少年儿童一周和父亲交流的次数屈指可数,许多英国人数天甚至数周和外界没有任何往来。英国广播公司的分析甚至认为,孤独比失业更容易使人崩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8年1月,梅任命了“孤独大臣”,专项负责英国社会的这一突出问题。

当然,梅首相并非第一个考虑此类问题的英国领导人,早在前首相卡梅伦竞选时就提出过“破裂社会”概念,以抨击工党治下的英国社会分裂,传统价值观缺失,青少年反社会行为激增,问题家庭丛生。其上台后,推出了“大社会”理念,但这一理念并未得到很好地推广。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财政紧缩的情况下,英国社会的矛盾不仅没有弱化,反而问题更为突出。2016年,英国乐施会曾发布一项调查报告,英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发达国家之一。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该国总财富的54%,而占人口总数20%的底层贫困人群仅拥有该国总财富的0.8%,大约63.4万英国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资产是最贫穷的1300万人所拥有总资产的20倍。英国社会市场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2015年,英国富人资产同金融危机前相比,上涨了64%,而穷人资产却缩水了57%。

与贫富分化相伴相生的,是社会阶层流动性低。英国政府社会流动和儿童贫困委员会的一项调查称,英国商业、政治、媒体、公共部门的高级岗位大部分由毕业于私立中学的人士掌握,71%的高级法官、62%的军队高层、57%的下议院专门委员会主席、55%的高级公务员、53%的高级外交官、50%的上议院议员以及45%的公共机构领导人都出自私立中学。而在英国,只有7%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女才上得起付费的私立中学。

贫富分化、阶层流动性低由来已久并引发英国社会的骚乱。2011年,伦敦夏季骚乱之后,英国政府经过调查,将问题的源头直指所谓的“问题家庭”,即就业率就学率低、犯罪率和反社会率高的原生家庭,这种家庭在英国多达数十万。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英国问题家庭的滋生的根本原因,并成为导致犯罪、恐怖、极端化等问题的社会根源。而不同族裔生存环境差异明显,多元文化融合困难,则是英国本土、甚至是大学校园极端化现象的主要原因。而这一类社会问题可能成为催生本土二代移民演变为威胁英国国家安全的恐怖杀手。

英国社会问题的累积与爆发,不但引发了骚乱与恐袭击,也被普遍认为是2010年、2017年大选“悬浮议会”的产生以及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的一个重要原因。草根大众对生活的无望、对政治、经济与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外溢,从最初对政治的漠视,演变为通过投票的方式表达不满。英国社会问题的凸显,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现实政治压力,已日益得到主流政党的重视。卡梅伦之后,继任的保守党首相特雷莎·梅就提出了建立“全民政府,服务人人”的主张。将社会不公、不平等作为其就职演说的核心。这位牧师的女儿曾坦言:在英国,“如果你生于贫穷之家,平均而言寿命比其他人短9年;如果你是黑人,那么你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的待遇会比白人严厉;如果你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那你上大学的概率比别人要小很多;如果你上的是公立学校,和上私立学校的孩子相比,最后很难成为高级白领……”

关注倍感孤独的国民,加强目标人群心理的疏导,“预防自杀”,缓解社会压力,可以说是现代政府治理的一种形式上的进步。但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须心药医。特雷莎·梅的药方究竟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杨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海外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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